建筑学报 | 体面居住​ —— 百子湾公租房项目研讨会

 * 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2年6期

▲ 与会嘉宾合影(摄影：赵朴真)

| 崔愷 | 

首先感谢各位来参加《建筑学报》关于百子湾公租房这个项目的品谈会，我们也很荣幸地请到了在住宅领域有研究和实践的几位专家共同来参与研讨。今天的北京阳光明媚，在研讨会前，马岩松建筑师刚刚带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项目现场参观，研讨开始之际，我也想请他先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的设计思考。

| 马岩松 | 

我们一直特别期待有这样一场关于住宅的讨论。这是我们第一次设计公租房，但这个项目开始前两三年，我在清华大学带着学生已经开始做关于全世界保障房项目的研究——它们的设计以及后续使用中有哪些社会问题产生，对国内公租房的情况也有一些了解。所以当得到百子湾公租房这个设计机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迫切的想法就是，希望社会住宅能提出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我们提出了两个设想：一是希望社区对城市开放、把街道引进来，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租房都比较闭塞、偏远，而我们希望这个社区能更融入城市；二是希望社区里的人能感觉到自己归属于这个社区，所以我们设计了立体的绿化空间。基于这两个设想就造就了今天看到的规划，一个底层有道路和商业、上面是绿化的社区。

因为我们没有做这类项目的经验，所以一开始提出来的方案比较理想化，在过程中跟业主和政府也有不少的博弈，有些想法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但最终的结果还是看起来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住宅。现在这个项目大概有70%~80%的住户已入住，总共是4000户的规模。完工后我们的团队也在持续地回访，了解住宅使用和社区管理的状况。我感觉这是一个从社会理想开始的项目，但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在持续地观察这个建筑能跟城市和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 崔愷 | 

今天我们在现场确实也感觉到百子湾项目的与众不同，在住宅的社区规划、空间构成，包括平台绿化、开放街区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触点可以讨论。其实1950年代中国最早出现的住宅小区，多是沿袭苏联模式的多层开放合院式住宅。但到1990年代房地产开始主导住宅开发之后，不同尺度和规模的商品房设计都存在着一些套路，而这些套路又逐渐影响了国家相关的标准和管理办法，造成建筑师一做住宅设计就有点束手束脚。而在国外，无论是近邻日本，还是北欧，都有很多新的住宅社区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标志，甚至比歌剧院、美术馆更吸引我们这些建筑师或城市研究者去参观学习。好的住宅设计不仅形成了人文社区、美化了城市，还同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有关。我们现在也到了重新思考住宅如何升级换代的时候，如何在城市更新中为年轻人、为普通老百姓设计住宅，而不再出于商品化的、趋利的投资意向。我想先请来自上海的社会学学者孙哲老师从他的视角来谈一谈。

| 孙哲 | 

现在社会学学者跟建筑师的合作越来越多了。我最近刚和同济大学的刘悦来老师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共治的景观》，内容关于通过社区花园促成社区营造共建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向——空间设计在逐渐转向社会设计，从对空间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的关注。

北京的百子湾公租房项目和上海的龙南佳苑项目，我都关注了很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项目特别棒的一点是，它们都是专门为租房子设计的住宅。其实我们长久以来并没有为租房子设计的住宅。在上海，虽然有很多保障房也在租赁，比如一个楼盘中大部分是商品房，少部分是配建的保障性租赁房，但这部分租赁房就是按商品房设计的，它最终的目的是等房子性质转变之后可以变为商品房卖掉。

在社会学领域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怎么把建筑设计和制度设计相结合。保障房肯定有它的准入标准，有在职业和年龄上的考量，但它既是一种制度设计，又是一种建筑设计。所以我之前为百子湾项目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作为一种建筑设计的租住生活”。

我本人是在巴黎读的博士。巴黎郊区有很多专门为租房子设计的住宅，因为它们通常体量很大，甚至还配备有大型的施工器械专门用于建造这类建筑，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二战后巴黎建了大量的社会住宅，其中很多都是很好的建筑设计，但后来慢慢变成了底层聚集的地方，也就是所谓敏感社区(sensible community)，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制度设计上的欠缺，比如，二代移民被聚集到了一起，而且郊区缺乏公共交通设施，郊区与郊区互不关联。

百子湾这个项目让我感兴趣的是，它提出了“尊严居住”的问题，我叫做“体面租住”(decent tenement)。我们长期以来的房地产导向的住宅模式，其实使租户处于一种低自尊的状态。比如“裸婚”等说法的流行，就是从产权维度上矮化租户。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中，租户的比例已经在四成左右。在租售同权的政策背景下，这样大比例的租户应该被视为平等的居民，这正是“体面租住”的前提。

从社会学方面的调研来看，租户通常有两个特点：一是特别在乎性价比，对租金的敏感度非常高；二是特别有活力，会很快地利用租住空间。但他们很少进行社区参与，他会觉得我是租房子的，没有参与的义务。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激活租户在社区中的生活，让租户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居住是要实现吸纳的，而不是排斥。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特别需要用租房子去吸纳年轻人，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基本没有能力买房子了。我们怎么通过居住实现吸纳，进而实现一种体面的生活，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这需要制度设计和建筑设计的结合。

百子湾项目提出的社区跟城市的融合，还有像下沉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的设计，都是非常好的。我在上海研究过很多社区营造项目，要把已有的闲置空间改造为公共空间。但如果能像百子湾和龙南佳苑，在前期设计中就有大量预留的公共空间，就不需要后期再去改造。这两个项目是目前国内很特别的、专门为租户建造的项目，而且是为了新时代的年轻人能长久地租房子。我也一直在持续地关注它们的使用和居民的生活状态，我想这对于未来中国住宅建筑设计和制度设计的结合，会是非常好的经验积累。

| 崔愷 | 

孙哲老师的发言让我想起柯布西耶的著名作品马赛公寓，就是面向租户的、探索如何有效地组织高密度聚居的立体社区。中国的高层住宅虽然很多，但并没有形成立体社区感觉的项目。马赛公寓特别重要的是中间一条空中街道，包括托儿所、养老、超市等很多社区服务功能都设置在空中。我很多年前去参观的时候，这些空间的使用状况还是很好的，依然能给我们很多新的启发。

当前很多城市都要留住年轻人，住建部也在推广租赁型住房。无论对于住宅的设计类型还是政策导向，专门为租户做设计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新的机会。刘东卫总建筑师做了多年的住宅研究，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他在日本读的博士，对日本住宅也比较了解，我们请他也来讲一讲。

| 刘东卫 | 

199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福冈原九州大学著名教授青木正夫研究室学习，有两个关于城市社会住宅的经历是非常难忘的。第一个，离研究室不远的香椎海边城区，正是1990年代矶崎新作为总协调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斯蒂文・霍尔、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等8位著名建筑师受邀设计的都市新街区福冈香椎集合住宅(Nexus World Housing，1988-1991)，其中重要部分就是日本公团住宅，相当于我国的公共租赁住房。第二个，大家都知道的当代建筑史上的重大事件——1987年柏林的IBA国际建筑展览会(International Bauausstellung Berlin)，全世界两三百位建筑师先后参与了以城市集合住宅为主题的城市建设和更新设计，在对社会和政治环境造成影响的同时，其城市集合住宅作品具有的现代建筑新水平也展现了社会住宅设计创作无比宽广的可能。1990年代作为日本熊本县知事的细川护熙，参考IBA模式实施了熊本Artpolis-暨城市建设博览展，组织坂本一成、松永安光、长谷川逸子和山本理显等知名建筑师设计了40多个项目，其中大多数是城市公共住宅。当年我有幸体验了这一系列项目，它们对于时代的积极回应、挣脱束缚的设计突破，令我前所未有地震撼和赞叹。

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租赁住房数量通常能占到四成以上。而我国的租赁住房建设发展总体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2011年，国家发布关于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的顶层设计文件，我认为这是国家住房战略的标志性事件和重大进步，历经规模庞大的建设时期，到现在已有大量建成项目，正好经历了10年。公共租赁住房是具有政策保障属性、用来满足中低收入特定群体住房需求的住宅，在设计上必须考虑经济性和政策性等前提条件，建筑师在此类项目上不可能无制约地创作，相关政府部门的干预也会比较多，这是其社会与政策属性决定的。我们前两年配合住建部做过全国9个省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入户调研，一些项目出现如外墙脱落等质量问题，导致居住满意度并不是很高，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度。当前大量租赁住房建设往往重点关注建设质量保障和成本控制，而缺失了对社会与城市建设中“体面居住”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我对百子湾公租房项目还是相对比较了解的，在设计方案阶段曾作为北京市住保办专家参与过讨论，记得当时这个“非常规”方案在专家组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它与专家们过去评议的项目非常不同，当然正是因为这种不同也会带来很多与“常规”方案不一样的问题，当时主要讨论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在中国现有“现实系统”中去落地实现。项目完工不久，成为北京市住保办推荐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我们专家组也来考察过，最为直接的感受是，马岩松建筑师在当前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现实系统”的制约下，给出了一种面对中青年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中国城市租赁住宅的应答，也是对北京城市社会居住课题的回应，项目以其与这10多年来租赁住房常规形态的强烈反差，表现出建筑师深入的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欧美、日本等地，伴随着社会住宅建设历程，很多著名建筑师都在城市租赁住房领域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创作实践。相比而言，当前中国建筑师群体对于我国城市社会居住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设计研究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我也特别想呼吁更多建筑师投身到量大面广的城市住宅设计实践中。

| 崔愷 | 

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北京市曾召集各大设计院的领导开过一次会，当时的主管市领导把北京周边租赁房、郊区安置房的立面、效果图都挂在墙上，一看水平就非常差，市领导要求各大设计院都要关注这些项目。所以我很认可刘东卫总建筑师提到的，建筑界对公共租赁住房的关注不够。但我认为，那些房子的问题并不是立面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怎样通过公共租赁住房，把住宅产业政策，以及对弱势人群的关怀、社会治理这一系列问题系统性地去解决。在建筑设计、规划，以及前期策划、甚至城市相关管理政策上，都应该拿出更大的精力去配套地推进。

张佳晶建筑师在上海设计过著名的公租房项目，而且他在百子湾项目的用地上也试着推演过设计方案，所以我想请您也谈谈关于设计以及上海城市管理方面的体会。

| 张佳晶 | 

您说“这不是立面的问题”，我特别认同，很多项目都以为做个立面就能做出个好建筑。我感觉我自己等马岩松的百子湾公租房这样一个项目，已经等了很多年，终于可以有一个机会一起聊聊住宅设计了。

我们公司从2002年起就开始做关于住宅的研究系列“聊宅志异”，当时主要针对房地产类项目。2007年，上海房价已经涨到80后暂时买不起房的程度，我们就把这个研究系列的主题转向了面向青年的保障性住宅设计。2010年国家开始推进公租房的时候，正好我们的研究也到了一个高峰，产生了很多为青年人考虑居住尊严的带有突破性的虚拟产品。恰逢2011年上海出台了《上海公共租赁房设计导则》，法规制度的支持促成了我们建筑设计理想的实现。2012年，《聊宅志异4S》印了一些册子，在专业建筑师和官员之间传阅，也由此产生了龙南佳苑这个项目。龙南佳苑的设计持续了将近6年，过程并不算很完美，虽然它在建筑业界的反响还可以，但在社会层面也有很多质疑，也存在很多施工上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在思考我们在政策初期这样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下产生的建筑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2018年龙南佳苑投入使用、开始招租，我全程关注着这4年来的所有细节，也会进入社区和住户对话，了解这4年间的变化。

中国优秀的独立建筑师在住宅设计领域是缺失的，当然这种缺失不能完全怪建筑师，也不能完全不怪建筑师。曾经有个公众号做了中国最美十大公租房的排序，但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是改造类的青年公寓，同百子湾和龙南佳苑这种上千户的大规模新建社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很关注百子湾公租房这个项目。去年开始在网络上看到了项目资料，也有很多人质疑它做得不好。但我认为评价一件事情的好和坏，不能依靠第一感觉，因为这个项目的所有参数——3.5的容积率、4000户的规模、40~60㎡的面积段，大多数人是没有做过的，那么你的所有经验也都是不作数的。为了验证它做得好不好，我就用上海龙南佳苑的模式自己设计了一遍，过程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首先要解读北京的规范和规划管理条例，再解读马岩松方案的数据参数，虽然最后跌跌撞撞地完成了一个不一样的结果，但我们知道这个项目是很难做的。龙南佳苑和百子湾公租房可能都不是现有体系下自然产生的项目，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可持续性，但我认为只要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住宅设计，都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全社会或者建筑界都能关注这样的公租房设计，才是最好的。

近些年其实公租房在渐渐走向式微，以上海为例，单独地块的大规模公租房项目已经几乎没有了，现在进入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时代。上海前两年叫租赁住宅，原因是没有新增住宅地块了，也不可能把住宅地块改成不可售的公租房，于是就把商业、办公、工业和特殊市政用地升级转型，利用增量增加了一些租赁住宅。后来全国保障性租赁住房出台，原来以商业行为衡量的项目在增加了保障性之后又产生了很多新东西。但我个人对此也是存疑的，我认为在当下，不应该把本该商业化的租赁住房增设过多的条框来增加保障性，而应让商业的归商业、保障的归保障。所以说制度设计对建筑师来说是更大的事情，建筑师理想主义的影响力其实很渺小。

我们做龙南佳苑的后评估，也是为了验证当年的理想究竟对不对。我常年潜伏在龙南佳苑的住户群里了解他们的需求，也验证了我们当年设定的，房子不朝南、不够豪华的外立面、不够高档的廊式住宅，这些人们潜意识里对住宅的负面评价，对于租房群体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或者不是最重要的。马岩松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想和他探讨很多技术问题，但他说我们先不谈技术问题，我想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回过头去想这件事，我觉得如果我们承认并且尊重这个社会的多元性，我的理想就是回归住宅设计的多样性，这是我最重要的原则。虽然我们也许不喜欢房地产的产品，它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还有大量的新生群体需要被尊重，如果你能尊重这类群体，那自然就会产生适合他们的住宅产品。这样的多样化出现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的活力自然就改变了，建筑学对于社会的贡献自然也就凸显了。

| 崔愷 | 

优秀的独立建筑师事务所介入房地产项目的可能不太多，也许房地产公司的套路要求和这些建筑师的思考和理想追求是有距离的。而政府原来因为没有系统性的研究，可能对独立建筑师小事务所也不是特别信任。所以这些项目得以实现还是要有伯乐，发现并引导他们对住宅建筑的观察和创新型思考，也可以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并转化为实践项目。马岩松和张佳晶两位建筑师做社会住宅设计，还是开了一个好头。

但对于设计院的建筑师来说，商品住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也是设计院得以生存和壮大的市场。陈一峰总建筑师做了很多很好的商品住宅，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和追求，最近两年也开始做长租公寓这类项目。他既了解商品房的管理规定和用户、业主的诉求，又设计过年轻人的长租公寓、探索了新的建筑模式。我们也想请您来谈谈这两者的特点和差别。

| 陈一峰 | 

我之前在公众号上看过百子湾公租房这个项目，今天第一次到现场参观，还是感觉到它的视觉冲击力。一个住宅项目能够引起社会、公众、媒体和学界这么多关注，这有赖于建筑师本身的影响力。在如今千城一面的住宅规划建设中还能够诞生这样的规划设计，它的出现引起人们的思考，我想这就是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

其实中国的住宅设计在2000年代初期曾有过一段百花齐放的时期，很多世界著名建筑事务所来到中国参与住宅设计。在北京西四环的一段道路两侧就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北京印象”和日本建筑师六角鬼丈设计的“俪城”隔路相望，都是很有特色和设计感的住区。但从2005年至今，中国的住宅设计走到了一条“奇葩”的路线上，它已经远离了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基本准则，逐渐成为了千篇一律的产品制造，所谓的产品迭代也仅在技术层面有所提升，但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层面毫无意义。

我们建筑师做住宅项目时会拿到两个菜单。一个来自开发商，原本丰富多彩的住宅类型在开发商的菜单里只被归纳成五六类，比如高层、板式小高层、花园洋房、叠墅等，并且被冠以几种归类的风格作为选项。很多开发商都有自己的产品线，不需要依据地域和环境来设计，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全国通用。第二个菜单是规划局下达的经济技术指标，规定了项目的容积率、密度、高度、绿化率，而这些指标往往是依据6、11、18、30层4种高度的行列式板楼强排的经验值得来，照此只能做几种模式化的层级式住区规划，一片片各自为政的齐刷刷的“兵营”。这两个菜单使得住区规划已经和设计没什么关系了。大多数项目营销决定规划，由此很多开发商认为建筑师只是一个工具，按照利润和日照间距码房子就可以，对于建筑群的形态、空间、社区环境、与城市的关系等全没有考虑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少的著名建筑师再涉足住宅领域。

在这个时候出现明星事务所实践的百子湾公租房这样的项目就非常有意义，它让社会重新思考，住宅设计还有着现有模式之外的更多可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并不是“新住宅”的理念和运动，而是让住区规划设计“回归”，即回归到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本源，回归到设计的基本原理。建筑、规划的准则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的住区开发设计模式抛开它走到歧路上了。

公租房这类项目似乎是改变目前住区设计模式化的契机。首先，它们中很大一部分由政府主导，政府会更关注项目的公众利益，而不像开发商主导的项目主要考虑货值，这样就给设计师带来了更多发挥空间。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建筑史上的经典住宅项目有很多是社会住宅。其次，公租房的设计在规范和受众需求上，都与目前固化的住宅设计模式有很多不同，而有些恰恰是造成后者单调乏味的根源之一。比如，公租房里东西向楼的布置会较容易被接受。因为公租房往往户型非常小，最经济的得房率是在一条内走廊两边布置房间。如南北向布局就会造成一半户朝北，如只有单排朝南房间则公摊面积大，东西向布局则两边都有阳光，而且走廊公摊也比较小。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目前中国住宅必须南北向板楼排列的状况，有可能营造出包括围合空间在内的各种空间，从而彻底改变最影响城市肌理和形态的兵营式住区规划模式。此外，如果一个住区可以做东西向的房子，它的容积率就会有很大的富余量。目前很多高容积率的社区加上限高和日照的严格要求，如何摆放建筑已成了一道计算题、而不是设计题，允许多方向的住宅布局就可较轻松地满足高容积率指标，建筑师也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去研究设计层面的内容，比如社区空间环境、建筑群的形态和轮廓线、与相邻街区的关系、街景、街道及组团的空间和尺度、领域感以及社区人群和行为等长期被忽视的住区规划学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使住区设计回到建筑学的范畴。

百子湾公租房这个项目从规划形态到建筑造型都一改目前住区普遍的排排房模式，可以看到很多用心的设计和考量。比如，它沿着中心轴线的房子是低的，两边是高的，这种形态使得中心街区形成了宜人的尺度，整体建筑群形态既富于变化，又有秩序，而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一堆无序的体量；每个建筑的山形轮廓形成了起伏的天际线，打破了通常住区顶着限高的拥挤呆板形象；很有意思的是它北面的视觉效果，由于每个楼Y字形的折线，使得北面即使在冬天也有微妙、丰富的光影变化，一改北京随处可见的纯正南北向大板楼从北向望去的沉闷与压抑。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师花了很多心思在研究这个建筑群，这个项目既是一个作品，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对更新我们的住宅建设与设计模式很有启发，也希望有更多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参与到住宅项目中。

▲ 百子湾公租房的街区生活(摄影：朱雨蒙)

| 崔愷 | 

确实，中国大量的商品住宅关于建筑布局和户型构成都有一种套路和模式，建筑师的创新性工作似乎就剩下了立面化妆。前两年我也听说有计算机公司专门发展了住宅区强排技术软件，被称为“智慧化”设计，这样甚至就不需要建筑师了。其实所谓“强排”的前提就是住宅都出自一个模式，但建筑永远是可以创新的。住宅建筑不仅要满足大量的居住要求，也影响着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很多大型居住区只是给人们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就像城市中的孤岛一样，同城市是疏离的，并不能真正产生城市的生活。这些都带来了城市的问题，也是建筑学的问题。

张路峰老师专注于研究和教学，对于如何教年轻的学生们设计居住类建筑，我想百子湾这个项目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即便是这样小户型、高密度的公租房，仍然是具有建筑学价值的，也激励年轻人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更多地创新。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观点。

| 张路峰 | 

作为建筑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我一直很关注社会住宅的设计。百子湾公租房这个项目在网络上被称为“最美公租房”，更引起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兴趣。我想从设计层面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规划结构。所谓规划结构是指建筑和城市在空间构成上的关系，也就是建筑的布局模式。有两种基本的布局模式，一种是传统街区，另一种是现代小区。本质上，现代小区就是超大街区，是现代主义对传统街区的否定和革命。百子湾这个项目显然不想采用现代小区的模式，而是追求传统街区的结构，把整块用地划分成小的街块，试图融入到城市中。但我们在现场看到，它周边的地块全是超大街区，这个项目的小街区和周边道路并不衔接，那么这种小街区反而成了大街区中的“孤岛”。这种矛盾现象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街区？小区用地划分成更小的街块就得到街区了吗？空间就具有了城市性吗？

我的观察是：不能！街区是用城市道路围合的用地单元。城市道路指的是归市政部门管理的市政道路。把小区用地划分成小街块，那些小区内的道路并不属于市政，而属于物业，是业主物业费覆盖的范围，虽然看上去有街区的形态，但本质上仍然是小区。小区道路虽然看着像街道，但属于本小区业主的共有空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因此我认为公租房采用小区的规划结构，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就是研讨会标题中提到的“体面”问题。什么是“体面”？“最美公租房”能不能给居住者带来“体面”？我认为“体面”和“美”是两回事。10多年前我曾去参观过波菲尔(Ricardo Bofill)设计的巴黎拉瓦雷新城(Marne la Valleé)。那是1970年代的社会住宅项目，房子盖的像宫殿似的，但那里的居民都不愿意说自己住在那儿。这说明虽然房子很漂亮、很气派，但他们还是觉得不体面。刚才孙哲老师提到法国一些城市的郊区建了很多大型社会住宅居住区，也都有类似问题。一开始房子都很漂亮，到后来都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这就涉及到社会学中的空间分异和社会区隔问题。体面不是一种自我感觉，而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当同一个阶层的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集中在一起居住时，这个阶层就从社会中被分离出来了。所以要想住得体面，必须先破除小区的规划结构。

我主张社会住宅项目要分散建设，不要集中成区，而且选址要尽量靠近城市中心，而不是在城市边缘，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日常生活更依赖城市的公共资源。现在我们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已经非常明显，因为连续40多年房地产主导的建设已经占用了城市最有价值的用地。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住宅可谓恰逢其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修补资本驱动的城市建设造成的空间正义缺失。刚才张佳晶建筑师提到上海把租赁住宅分散搭配到商业开发的地块里，这可能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空间分异。

第二个问题关于住宅建筑单体的设计。对于社会住宅，我觉得探讨类型比探讨造型更重要，探讨模式比探讨形式更重要。相对商品住宅，社会住宅的特点是套型面积都比较小，平面采用梯间式组合就不经济了，应该更适合采用长廊式，它可以让楼电梯发挥最大的效率。1960年代在荷兰、英国、法国建设的大批社会住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长廊式，这其中肯定有必然性存在。还有一个共性的现象，Y字形组合的住宅单元平面在那时非常流行，阿姆斯特丹的比尔默梅尔(Bijlmermeer)住宅区、图卢兹的勒米拉伊(le Mirail)住宅区都采用了这种平面形式。但这种平面形式是反传统街区的，或者说更适合超大街区。百子湾项目在小街区的规划结构上使用了Y字形的布局模式，其实有点别扭，和正交柱网的首层裙房有冲突，从地下车库层看就更明显。

社会住宅的设计必然有不同于商品住宅的逻辑，但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足。我查看了最新版高校教材，里面竟然没有社会住宅设计的相关内容！在最新版的《资料集》中也仅有几页相关概念的介绍和案例(社会住宅被称为“保障性住宅”)，并没有涉及商品住宅和非商品住宅在设计逻辑上的区别。我以前也曾参与一些高校的课程设计评图，住宅课题大多关注商品房小区的设计，学生们都把精力花在学习应用日照软件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百子湾项目为契机讨论社会住宅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尽管这个项目是在不打破现有规则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刚刚刘东卫总建筑师提到柏林1987年的IBA，当年柏林搞城市重建也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实验的阶段，邀请了国际上重要建筑师共同参与，通过这个活动确立了城市重建的共识。我想中国是否也可以类似做法搞一次社会住宅的IBA，通过实体建造的实验性展览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邀请国际建筑师参加，从国家层面去推动社会住宅的研究，探索出一些不同于商品住宅设计的新规则？

| 崔愷 | 

百子湾公租房这个项目带来的城市的、建筑的、社会的议题，都是特别有意义的。我认为它首先是在当今的城市管理规则下、在创造性思维的推动下做出来的一个优秀的公租房建筑，在空间结构布局、城市感、社区营造上都有很多探索。张路峰老师提出底层开放街区同城市还是疏离的，这涉及到城市规划层面的议题，但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开放街区的设计，才能提出来这些具有积极态度的问题，大家可以对此再做专项的讨论。

我也想到一个关于小户型的问题。今天我们进到户型里参观，小户型单元组织得很有效，装配式方面做得也挺好。但公租房住户带有很强的流动性，这个房子对于居住者来说是阶段性使用的，那么它的再改造和装修的可能性有多大？怎样让它保持一种持续的品质？刚刚大家都提到很多国外的社会住宅由于后期疏于管理，建筑状况破败，甚至像美国圣路易斯市的普鲁蒂·艾戈(Pruitt-Igoe)住宅最终都被炸毁了。虽然我们相信中国的政府一定会花更多心思和更有效的措施去维护社会住宅，但在对百子湾项目美学价值和创新性的讨论之外，是否还有更有效的解决办法，能使它成为一种可持续推广的营建模式？比如，内装更有功能性和易维护性、户型的灵活性更大一些？欧洲这类租赁住宅户型内通常是开敞的，有点像酒店的客房，而不是像我们都是固定的隔间。那么，是否可以减少一些隔间，或者提供某种菜单和材料供住户选择以灵活分布房间布局？装配式体系是一次都完成，还是可以有选择的、分批装？这都涉及到建筑空间的长效使用和更新方式。

马岩松建筑师说这个项目是从理想主义开始的，我想请您再谈谈，目前的状态哪些达到了、又有哪些没有达到您的理想，以及未来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

| 马岩松 | 

我先回应刚刚张路峰老师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住宅不是给特定人群的，而是给所有人的。我们在初期调研中也发现，很多社会住宅位置偏远，而且和城市隔离开。其实现在的小区，无论是社会住宅还是豪宅，都是隔离开的。我特别认同，如何让大家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是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我的理想，可能也是政府的理想。我做设计的时候就在想，北京有什么地方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的，一下子就想到了三里屯。它是免费的，谁都可以去，也不会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这可能就是商业的特色。我想如果在三里屯上建社会住宅，不知道是不是您刚才说的城市中的结合？但在现有的规划条件下，我没办法找到像三里屯这样的地段盖住宅，所以我就想能否在目前这个地块实现这种理想的状态。

我们前两年在巴黎建成了一个住宅项目。他们已经将人群的聚集细化到每栋楼，也就是说，在一个街区里，每两栋楼中就有一栋是商品房、一栋是社会住宅。他们认为城市是大家的，只要你走出建筑、走到街道上，空间就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我们在巴黎的项目就是这样的两栋楼，社会住宅下面是裙房，有商业，也有两栋楼共享的公共设施，比如幼儿园。他们的终极理想就是社会共融，这也是我们在百子湾项目上的理想。我想把街道生活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引入小区里面，底下是城市，上面是社会住宅。周边的大街区、大马路也不是问题，它们在我看来就是荒漠，如果我们也做个大街区，那么人群从哪里开始聚集呢？

现在地块中新一层级的街道和沿街空间都不是业主要求的。我们也非常清楚，底下这一层空间绝不是靠小区内部能够消化掉的。但我们说服业主，这些空间可以用很低的租金租给文化组织、书店或者共享办公，也就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状态，有很多空间他们还不知道怎么使用。但既然这些空间已经存在，他们就总会想办法去使用，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尽管管理者、运营者、包括很多住户都不理解，大家的观念不统一，可能运营初期还会有问题，但我还是坚信这些空间是积极的。商业被引入，会吸引更多外面的人来到这里，这样住户就会觉得自己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商业区、住宅区往往分得很清楚，如果在纽约，你会发现它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人们住在某个街区，在楼下咖啡馆看看书，跟邻居相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这种融合就是我们想做开放社区、引入街道和商业的目的。我觉得“体面”也是由此而来，就是所有人享用一样的生活。

我们现在在深圳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南山区建一个公租房。其实政府现在越来越希望把公租房作为很好的展示，他们看到北京的百子湾项目，也想让我们尝试在南方能设计成什么样新的建筑。我们也希望汲取百子湾的经验，再尽量多做一点，达到一个接近理想的状态。

说到户型设计，我们最初设计的想法也是希望户型开放灵活，专门做了所有户型的室内设计，希望通过灵活的室内装配式的家具组件，让公租房住户有好的居住体验。在前期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租户住了几年是会换的，以前公租房的室内装修在几年后总会有破坏，维护和维修是挺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提供模块式、可拆装、可更换的室内家具，并做了整套的设计，但最后的结果是打折的，有几个原因。

第一，受制于建筑土建的装配式。这个建筑的外墙和每个开间的隔墙都是结构体系、装配式的一部分，是不能被拆装的。我们最初还希望用家具来代替隔墙，但都被产业化的操作模式否定了，所以只能在土建装配式的限制条件下，在每个开间内去做室内家具设计。我们做了一些顶柜、增加了活动的家具，这些家具可以拆装、更换、移动，但因为房间太小，其实没有太多腾挪空间，所以基本上最后的户型也是在此前提条件下最合理的一种布局。目前产业化的模式提供不了灵活布局的前提条件。

第二，室内装修也是产业化的，卫生间、厨房都是固定的。我们本来想实现loft或SOHO的概念，但由于土建的限制没办法做。如果土建的产业化寿命是全生命周期，外墙、内墙肯定是全生命周期，而室内则应该强调可变性。我们想提供菜单式的室内家具模式，但墙动不了、室内格局这么小，布局的灵活性已经缺失了，设计师没办法做文章。保障房建设应该放开这些限制，有更多变化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项目目前较为成功的是整个小区建筑和空间的组织、环境的营造，但室内没有太做出特点。

| 张路峰 | 

住宅小区布局采用街区模式、形成街道空间，肯定比“排排坐”效果要好很多。但街区式布局是否一定能带来“城市性”？我是怀疑的。我认为小区本质上就不具备“城市性”，只要采取了小区的开发模式，无论房屋布局是行列式、还是围合式，都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街区。如果我们既要追求“城市性”，又无法突破商品住宅建设的思维惯性，无法避免把公租房做成小区，那至少也得在操作层面有所努力，比如可以采用“集群设计”的操作模式，就像柏林IBA那样邀请不同建筑师在共同的规则下一人只做一栋，而不是把整个小区做成一个风格统一的“作品”，这样也可以得到一种近似的“城市性”。

总的来说，我就是反对把社会住宅也建成一个个小区。前几年我去马德里参观过一批新建的社会住宅项目，人家都是一栋一栋地建，没有一大片区域都是社会住宅的情况。这些社会住宅和其他住宅、甚至豪宅混在一起，融于城市之中，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与欧洲半个世纪前的社会住宅建设热潮相比，这一波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小而分散，不让同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扎堆居住，其目的就是避免形成空间分异和社会区隔现象。这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 刘东卫 | 

城市集合住宅是国际住宅发展中特别重要的一种住宅类型。在欧洲、美国、日本，建筑师们通过反思传统住区规划设计的全新价值观，在城市公共住宅领域实现了多样的集合住宅新作品，尤其重视城市空间的复合性、开放性、地域性，以及同城市的衔接性。这些新趋势并非仅关注外观设计，而是在居住模式和街区设计方法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当前还没有这种“城市型”的集合住宅，而现在全国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居住区”类型的集合住宅也在减少，是时候从城市的社会意义方面反思城市集合住宅的价值与未来是什么，这也是我个人思考百子湾公租房项目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

| 孙哲 | 

张路峰老师提到关于居住分异的问题，以及从非市场性住宅的角度如何评价百子湾项目。其实我想说的是，非市场性住宅最重要的是在市中心建社会住宅。现在大量的住宅离城市非常远，从规划上就远离城市，使得它的社区效应是失败的，所以住宅的位置是最主要的前提。我一直参与联合国《上海手册》的编撰，正在推动将百子湾公租房作为手册中的“社会篇”案例，使得我国的新型公租房经验能够在全球社区发展的视角下被看见。我们要关注怎样通过租户社区实现居住的吸纳，在这个意义上，百子湾项目是一个重视租户权利的案例，它可以作为回应居住分异的一种尝试。我们也看到MAD建筑事务所已经把公租房设计从北京做到了深圳，这样的案例是值得推广和拓展的。

| 崔愷 | 

北京其实有一个非常城市化的住宅，日本著名建筑师山本理显先生设计的建外SOHO。它是完全开放的，底层都是商店，上层也是混杂的，有居住单元，也有餐厅、办公和小型商店。我当初也是这个项目的评委之一，看到这个方案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完全开放的社区，建筑旋转一定角度实现更多的朝南向，模数化的系统也适合住宅的可变性，确实是把日本住宅的某种模式应用在了这里。但它后期的运营状况不太好，因为人员比较混杂，听说有很多住户就离开了。这个项目和百子湾公租房项目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一是它的底层就是商业街，完全没有社区的感觉，不太适合居住；二是户型太大，住大户型的人群对于住宅的私密性要求会更高。如果SOHO里的住宅是小户型的青年公寓，那应该能更成功，正好适合国贸区域上班的人群。还有一个案例是斯蒂文·霍尔设计的当代MoMA，里面也有酒店、剧场、电影院、书店，初心是开放的,但后来在管理上还是封闭起来了，空中的共享通廊也很少开放。

这样的将居住和城市融合的案例在北京出现过几次，它们最终没有成功各有各的原因。我想百子湾公租房这次的尝试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找准了时机。在面向年轻人的公租房中尝试开放街区、立体城市空间这种模式非常有效。我觉得中间几栋带中庭的小住宅如果是小办公楼可能会更有意思，追求职住平衡，也会更加开放融合。当然，如果这个项目能更靠近城市中心，街区就可以更有延伸感，而不会仅是呈现一个完整的建筑综合体的感觉，可能在学术性和社会性层面会更有意义。百子湾公租房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和参照系，在MoMA封闭、SOHO居住功能逐渐退出的背景下，可以作为新的模板重新探讨年轻人的居住社区与城市空间的融合这个方向。

| 张佳晶 | 

今天很难得有机会和北京的几位专家面对面地对话，我有一些针对2022年发布的《住宅项目规划意见征求稿》的意见也想借此机会说一说。我仔细研究了这个文件，发现里面有两项内容非常不合理：一是建筑层高不应低于3m，这几乎重创了建筑单体的想象力，尤其是对于保障性住房，因为任何豪宅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层高，我们在设计龙南佳苑的时候都是从层高上为年轻人争取了更多的面积潜力；二是关于所有高层、多层小区建筑密度上限的设定，上海是22%，北京是20%。这两项内容一个扼杀了单体创造的灵活性，一个扼杀了规划的灵活性，如果被写入全国性的住宅设计建筑规范，后果不堪设想，像百子湾公租房和龙南佳苑就不可能实现了。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呼吁各位建筑界的专家一起来反映这个问题。

| 马岩松 | 

谈规范的事情很偏技术，但我确实感觉到现在住宅的单一化跟规范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怀疑很多建筑师都有设计出更好的、更多样的住宅的热情。像刚才各位提到的国外很多很棒的建筑师，他们到中国做住宅项目也会遇到不能落地的问题。可能这种现实情况让很多建筑师打了退堂鼓，感觉做住宅很困难，这也是我们当时特别下定决心想要试一试住宅项目的原因。

百子湾公租房基本是符合规范的，但也做出了一些挑战，即使在现有规范下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没有这些挑战和质疑，规范也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必然的切磋过程。所以我想我们的工作也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没有那么多成熟的经验，但如果有新的机会，我们肯定还是会充满热情地从理想出发去实验。

| 崔愷 | 

社会住宅是个很大的议题，牵扯到了方方面面。百子湾公租房项目现在还没有完全运营和呈现出最理想的状态，就已经得到了建筑学界、业界以及社会大量的关注。《建筑学报》负有记录中国建筑发展历史的责任，今天我们探讨了关于百子湾公租房的很多方面，已经不仅是针对单一的居住项目的品谈，而是关于更广泛的中国未来居住模式上的探讨，我想这样的讨论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感谢各位专家！

建筑学报